課程內容：規範意義及其檢驗標準
在法治國家概念底下，罪刑法定是犯罪構成的最重要原則，並且構成要件的明確性更成為罪刑法定主義不可或缺的基礎。此一罪刑法定主義的意義固然是考慮到個人自由發展的可能性，不過一個實際上的問題是，此一構成要件明確性的原則可能實現到甚麼程度？姑且不論文字本身與現實世界對應時必然的落差問題，從刑法作為法律規範的意義來看，果真我們對於犯罪構成的最終判準可以被寫成一個數學方程式？就此問題脈絡，最傳統的學說爭議例如過失犯的構成標準問題。過失概念除了預見可能性作為要件之外，是否如通說所說的，尚以所謂注意義務之違反作為要件（以至於例如台北地院99年度易字第2323號及高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1201號判決甚至出現一個說法：羽毛球運動者在場上有眼觀四面、用餘光掃視隊友走位，以判斷到底應該由自己或隊友來接球的「義務」）？一樣就此問題脈絡，新近爭議例如最近兩年來國內一再爆出的食品安全事件，其中公共危險罪章中所謂妨害衛生物品是甚麼意思？它是一個價值判斷底下某程度不確定的法律概念，或者如業者所說（或甚至如衛生主管機關所暗示）的，這一些（儘管食品衛生專家公認其內容物嚴重損害人體健康）油品既然經過衛生主管機關針對明白列管項目檢驗合格，因此是沒有問題的？
上述問題的根本都牽涉到規範目的與實證標準客觀性的衝突，析言之，法規範在實踐上的安定性有其固有價值，但是法規範實證標準的客觀性卻也不利於規範目的上的需求。在此一層次上，除了上述議題外，相類似的爭議例如關於未遂犯的構成問題：到底未遂犯的構成除了行為人的故意著手之外，是否另外以所謂客觀上危險性作為要件？例如關於保證人地位的問題：它究竟是一個統一之罪責概念的應用，或是一個正面表列的義務清單？關於期待可能性的概念，除了法定的的排除責任事由之外，期待可能性概念本身能否作為排除責任事由？
法律規範適用標準上的客觀性有其價值，但是很顯然的，我們無論對法規範目的的考量，或是對規範標準之客觀性的要求，都有其極限。因此問題在於，二者之間如何平衡？亦即，真正的重點可能在於個別問題所處時空背景之差異的觀察。也因此對於法律標準的訂定與詮釋，我們應該客觀一點或主觀一點，答案可能是：不一定！